古蜀国当真“不晓文字,未有礼乐”吗,其实这个结论太武断

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《蜀道难》一篇中写道: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”,用以描绘古蜀国神秘的历史。“蚕丛”及“鱼凫”都是古蜀国著名的君王,在古籍记载中,中原王朝曾将此二人描绘为明君,其中的原因很简单,就是二人在执政期间一直与中原王朝存在国际联系,双方之间没有战争、没有滋扰,取而代之的则是和平与自由贸易。

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,古蜀人依据天然的地理优势,在四川地区建立国家,并积极带领古蜀人民发展生产,创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辉煌,以至于中原王朝的史学家们都不得不大费笔墨,在书中描绘古蜀人的生活场景。

西汉文学家杨雄曾在著作《蜀王本纪》中详细介绍了古蜀国,他的记载多是借鉴于史书,以及同僚、民间对古蜀国的印象。从整本书的言语构成来看,杨雄对于古蜀国仍保持着欣赏的态度,但却也不乏存在一个“万邦强国”对周围小国自上而下俯视的偏见,书中的一句话最能体现这一点。杨雄写道:“从开明已上至蚕丛,积三万四千岁……不晓文字,未有礼乐”。

意思就是说,古蜀国从开明朝至蚕丛开国以来,国家已经经历了34000年,但为何古蜀国会灭亡呢?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,更不懂得礼乐制度。杨雄一针见血地将古蜀国灭亡的原因点破,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的余地,但如果我们结合实际对此仔细分析,杨雄的结论似乎存在巨大的漏洞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都刻有精美的花纹,但考古专家却惊异地发现,所有出土的文物之上,居然都没有文字,即使是最简单的象形文字也不在其列。

该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普通的文物中,即使是象征着国王权力的权杖,也只是刻有箭插鸟鱼的图案,并没有任何文字的迹象。众所周知,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,它能以固定的形式将人类生产生活经验传给下一代,以此作为文明发展的动力。显然,杨雄关于古蜀人“不晓文字”的说法是对的,他们没有传授后人经验与智慧的能力,毕竟“口口相传”的经验传播效率,总是要大大低于文字信息传播的效率。

不过杨雄关于古蜀人“未有礼乐”的结论却似乎站不住脚,因为从出土证据上来看,古蜀人不仅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礼乐制度,并且更重视祭祀活动。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,三星堆遗址并未出现一件乐器,但不能证明古蜀人没有自己的音乐,或许他们不会制作乐器,或许他们是以最原始的物品充当乐器。但已经出土的青铜大立人、青铜面具、青铜神树等,足以证明古蜀人对于神灵的崇拜,他们甚至还会采用燔燎祭的方式毁坏青铜器,用以祭祀自己信奉的鬼神。

由此我们也能发现,西汉文学家杨雄“不晓文字,未有礼乐”的说法仅仅是说对了一半,因为从出土文物的类别上来看,古蜀人虽然没有文字,却通晓礼乐祭祀制度,毕竟文物是不会说谎的。

综上所述,我们不难发现,考古是一个严肃的课题,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,史籍资料并不能代表全部,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参考资料:《三星堆之谜》 四川出版社出版 刘明著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,本文撰写:特约历史撰稿人:常山赵子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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